其次，在教育方面的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协作空间。

如果在下午放学的时间点上搭乘港铁过关，你会见到成千上万的深圳学童浩浩荡荡放学过关回深圳的场景，各个关口也暖心地开通了“跨境学童专用通道”。而如果港深两地政府对此有更高层面的共识，那么可否在深圳靠近深交界处建立几所遵从于香港教育体系的试点学校，专程服务于这些跨境学童，师资和管理人员均从香港输出，这样不仅降低了不必要的每日过关人流，同时也缓解了对香港现有教育格局的冲击，并实现了港资教育进入内地市场，进而可能诱发内地教育机制的改革与进步。数年前即开始征求意见的落马洲河套一带的发展规划，即有关于教育合作的部分安排，惜乎进展过慢。

更进一步来说，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中，资本、交通、人口等几乎所有要素都可以称得上是国内最顶尖的配置，但是教育与医疗方面，如果不考虑香港的资源优势，则远远逊色于长三角和京津冀两大经济圈。而如果将香港优质的教育与医疗资源纳入整体考量，则粤港澳大湾区反而是国内在这两个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领域拥有绝对先发的位置。

当然，这同样需要顶层设计给予历史性的大智慧注入。

第三，金融与物流这两个凸显香港专业化服务优势的领域，注定将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赢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后文将予以详细讨论。

服务，服务，服务

林郑月娥对于香港的经济要素优势洞若观火，“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给了香港服务业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我们的优势就在金融服务业。在专业服务领域，比如法律、航运、保险，以及建筑业，也都有很多机遇。随着广深港高铁和港珠澳大桥两个大型基建的启用，我们与珠三角的联系会更紧密。”

此外，前任特首梁振英在卸任前即指出，“香港与广东去年在金融、法律、会计、建筑等现代服务业贸易，较前一年增加40%。”

前文述及香港上一个服务贸易周期的终结，源自于内地贸易体制与全球市场的接轨。然而，资本项下内地金融体制与全球市场的接轨，目前来看，在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仍然离不开香港这个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这正是粤港澳大湾区顶层设计中为香港预留的位置。按2017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初步方向，打造粤港澳湾区经济发挥各区域优势：金融服务在香港、研发在深圳、制造在珠三角，三者协同发展。

当然，目前操作层面的细则尚未全面落地，包括深圳前海在内的金融创新空间，是否会更进一步与香港金融体系对接与融合，这是更具体也更值得期待的变化。

贸易与金融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两翼，而初具硅谷形态的深圳正在为其安上创新的大脑。从竞争要素的配置上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协调性甚至要远远好于新加坡，后者曾抓住亚洲金融危机的时间窗口，实现了从“转口贸易”到“转口金融”的转型，进而从“东方直布罗陀”变身为“东方瑞士”。

从物流体系上看，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世界最大的海港和空港群，公路网络也十分发达。一方面，粤港澳拥有三个全球大港，分别为世界排名第三的深圳港、第五的香港港和第七的广州港；另一方面，城市九纵三横的高速公路网、珠三角城际轻轨均正在建设完善，港珠澳大桥全线贯通后，届时珠江口东西两岸将实现快速连接。

而一直进展缓慢的落马洲河套地区的港深协同开发，也正在提速推进。林郑月娥对此表示，“几个月前，我们跟深圳市政府签订了《关于港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准备共同打造在香港落马洲河套地区的创新科技园。”如果深圳强大的创新实力和人才优势，以及香港面向全球的金融专业服务能力，能实现充分的融合，很可能打造出一个逆天的世界级创新经济新生态。

说到底，当下陷入困顿的香港经济能否“搞搞新意思”，不可能来自于某个长官意志下的挥手前进，而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全新顶层设计下，各方突破现有体制框架的无数个大胆尝试所堆砌起来的。香港在内地改革开放的前30年扮演了至关重要的破冰与引领角色，在全新的大时代里，全新起航的粤港澳巨轮的驾驶舱内，一向被视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香港，其在漫长岁月中所积淀的深厚“软实力”同样很可能为这艘巨轮安装一套足以面向全球化竞争的强大操作系统。

文章来源：《首席财务官》 网址: http://www.sxcwgzz.cn/qikandaodu/2021/0308/6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