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西方大公司中，首席法务官(CLO)作为公司高管和董事会成员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成员，也是首席执行官 (CEO)和首席财务官 (CFO)最佳的战略伙伴，三者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公司治理铁三角，共同参与公司战略的规划与决策。CLO在西方公司的崇高地位源于全面市场化的经济和严苛的政府监管,激烈的市场竞争需要CLO的加入以补充战斗装备，而政府监管者更期望通过公司所有者或者董事会向公司管理层直接委派CLO，并赋予其极大权力和法律责任，用以监督和规范公司在合规遵循和风险控制方面的工作，避免重大舞弊等内部人控制行为的发生，以保障公司在内外部合法合规的轨道上长久运营。

CLO，一种新兴的公司治理制度

CLO产生于欧美国家。西方发达的经济、现代的公司制度、优良的营商环境和严苛的市场监管等肥沃土壤孕育了现代CLO制度。特别是从上个世纪末算起，已经发展了近20年的美国CLO模式逐渐成为全球公司治理学习的典范，而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和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公司正成为现代CLO先进制度的拥趸。总体上，欧美国家法律层面和公司管理层面均对CLO寄予厚望，促使该制度不断契合公司治理的演进趋势，融入企业管理框架中并日益占据重要地位。但在亚洲，CLO制度总体发展缓慢，这里面的因素复杂，因为融合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差异，亚洲公司很难照搬美国的CLO模式，而是要做大量的改良工作。

CLO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司治理制度，其理论框架必然建立在诸如法学、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上。例如，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认为因信息分布不对称而引起的所有人和代理人利益的偏离和冲突，就会产生内部人败德和内部人控制行为。为减少或避免上述行为或现象，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需贯穿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于是，CLO监督制度作为双方博弈的必然结果被推到前台；而公司治理理论 (Corporate Governance)认为，公司治理是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三者组成的一种制衡的组织结构。公司治理的核心是权利的制衡，而CLO制度正好偏重于内外部的控制，CLO制度是一种董事会在经理内部建立的制衡机制，是董事会对经理制衡机制的一种延伸。

在亚洲，CLO制度总体发展缓慢，这里面的因素复杂，因为融合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差异，亚洲公司很难照搬美国的CLO模式，而是要做大量的改良工作。

金字塔，CLO的权力结构

在公司治理中，现代企业已经意识到赋予CLO权力的重要性，在实践中，CLO的权力来自股东会、董事会或者CEO的不同授权,而最常见的是后两种情况。例如，根据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55%的CLO从CEO获得授权并向CEO 负责，36%的CLO从董事长获得授权并向董事长负责，这一比例比2007年增长了10个百分点。在CLO制度内部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一个金字塔锥体，支撑起该制度的三个支点分别是一票否决权、律师豁免特权和独立合规监管，公司高管及董事会成员身份是锥体的顶端。一票否决权是指CLO对其职责范围内所负责的决策事项拥有否决权，律师特权保证了CLO特定情况下的豁免情形，而CLO的独立合规监管可以保证CLO的影响和监控覆盖整个公司的各个业务环节。

CLO对CEO为代表的经营层负责会让CLO对CEO言听计从，上市公司重大违规和舞弊由此产生。CLO对董事会负责经营层可能会排挤CLO，使其游离于企业的核心事务之外。

CLO的权力渊源直接关系到CLO的定位。CLO对CEO为代表的经营层负责的情况下，经营者履行股东受托责任，需要CLO作为法律和风险控制方面的专家，通过其专业才能协助经营者保证企业安全；CLO对董事会负责的情况下相对独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经营者的“内部人”行为，使股东的利益得到较有效维护。KMPG一项2012年的调查显示，美国38%的CLO本身就是董事会成员，这一数据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来看，CLO最好由董事会直接任免，因为董事会是股东的代表，公司章程对CLO的职权有明确的规定。但两种定位都有不足之处：第一种做法会让CLO对CEO言听计从，上市公司重大违规和舞弊由此产生。第二种做法经营层可能会排挤CLO，使其游离于企业的核心事务之外，很容易由于CLO与经营层面的沟通不顺畅而出现较高的代理成本。于是，CLO应从单向定位向双向定位协调转变，即CLO既要向董事会负责，又要向经营层负责，并协调好两者的关系。由此，产生了三个层次的CLO受托责任：对股东、董事会和CEO的受托责任。

文章来源：《首席财务官》 网址: http://www.sxcwgzz.cn/qikandaodu/2021/0314/6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