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师权威角色自古有之

我国“师道尊严”的教师权威形象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孟子曾经依据《尚书·泰誓》中“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说法，十分强调教师的权威。到后来荀况将教师的地位与天地并列，他说，“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他还主张“师云亦云”，并且认为“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

《学记》也明确提出“师道尊严”的权威教师形象。教师被奉为“礼”的化身，理应受到尊崇。由于传统教育教师资源的缺乏，人们常“以吏为师”，教师不仅既有教化的力量还具有行政的权力。教师的权威更多发挥的是“权力和威力”的作用，政教的结合也使教师的权威形象发生了异化。然而，“师严”与“道尊”是相辅相成的。教师之所以被尊崇，因为他治学严谨，知识渊博。故此，从时代的角度而言，教师的绝对权威在教育中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

（二）教师权威存在的必要性

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说：“教育活动就是一种权威性的活动。”倡导师生关系的平等并不意味着教师权威角色的消解，教师权威仍然需要。事实上，我们当前教育需要探讨的不是是否需要教师“指导”的问题，而是教师应该“如何指导”的问题。盲目的推崇教师权威和抛弃教师权威都是不可取的两个极端。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教师权威对中小学生有着很强的心理暗示作用，如果这种作用能够加以正确引导的话，就会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唤醒学生对学习的真实追求，大大提高教学效率。

多尔在《后现代课程观》中谈及教师的权威时提到，教师应当作为“平等中的首席”（first among the equals），即承认教师与学生是平等的，但是平等中的首席。教师作用并没有被抛弃，而是得以重新建构，从外在于情境转化为与情境共存，权威也转入情境中。教师不再是“机器式”的角色，而是鲜活的个体。在动态的教学活动中，“教师是内在于情境的领导者，而不是外在的专制者（无论多么仁慈）。”教师的权威不再是“强加”和“控制”，而是转变为平等中的“首席”。教师既是参与教学中的一员，又具有领导者的地位，教师的角色从绝对权威向参与性权威转变。

（三）教师权威角色的本质不变

教师作为平等中的“首席”角色并没有失去权威，“对于一个教师尤其是新教师而言，或许没有什么问题比权威和控制的问题更为重要的了。一个团体、班级或者社会失去控制是可怕的。”教师在教学中的特殊地位并不会因为其角色的转变而减弱或取消。

教师不要求学生接受教师的权威，相反，教师要使学生延缓对这一权威的不信任，让学生与教师共同参与探究，探究那些学生所正在体验的一切。教师要积极帮助学生理解所给建议的意义，要乐于面对学生提出的质疑，并与学生一起共同反思，共同成长。

在这样的师生关系中，恰恰是在信任的基础上达到更高层次的师生平等。这样的让人信服的教师权威形象成为了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必要因素。可见，教师权威角色的改变并未发生质的变化，只是侧重点不同。因此，教师有责任成为知识的首席、课堂的首席和道德的首席。同时，教师更要警惕成为“缺席的首席”“糊涂的首席”。

三、教师角色的升华何以可为

构建合理良好的教师权威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教师权威的角色如何实现一种升华的转变，也是一个实践性极强的问题。我们探讨教师权威发展的问题时，常引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关于“权威”来源的三种类型（传统权威、感召权威、法理权威）以及进一步发展其理论的美国学者克里夫顿和罗伯特的权威四方面（法定权威、传统权威、感召权威、专业权威）作为理论依据。

在教育领域中，如果以教师权威为主体，法理（法定）的、传统的权威指向教育制度，属于外在权威；而感召的、专业的权威则指向教师自身，属于内在权威。涂尔干也指出，“教师权威源自社会，同时也离不开教师个人的人格力量。”可见，教师权威角色的转变，不仅是教师个人素养的问题，单凭教师单方面的努力也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社会、学校、政治等多重因素的配合与保障。

（一）教师内在感召、专业权威的升华

文章来源：《首席财务官》 网址: http://www.sxcwgzz.cn/qikandaodu/2020/1227/6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