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和和服从没有任何价值。维护自身威信，这只是职业本能，但这种职业本能促使教师不断自我修炼，不断提高师德修养水平和业务能力，它的确是一种教师提高自身素质的动力源泉。”

1.教师应以宽容之心成为知识的首席

杜威认为，教师是一个社会团体的明智的领导者，教师作为一个领导者，依靠的不是其职位，而是广博、深刻的知识和成熟的经验。所谓“术业有专攻”，教师应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做到“渊”且“博”。这就要求教师要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塑造知识的权威，赢得学生的尊敬。

过硬的专业知识是树立教师权威的基础。这不仅体现在知识的储备上，还需要具有时代性和应用性，即提高教育的能力。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教师的聪明才智在于，使学生把教师的意图当作自己的意图提出来并加以实行，一个真正的教育能手永远不会使学生感到自己是发号施令的人”。这样的才智需要教师具有高超的教学艺术，而不是简单地将自己的知识“灌输”给学生听。

2.教师应以仁爱之心成为德行的首席

教师的任务不仅在于将知识传授给学生，更重要的是将学生培育成人。教人向善的前提是自己首先为善，因此，教师需要在道德上做到言传身教，具有高度的道德责任感。威慑学生的不是教师的权利、身份、职位，而是内在的道德素养和人格精神。教师应当尊重和赏识学生，相信学生的能力，在教学中不断地鼓励学生，而这些都源自于对学生的宽容和爱护。能够以品德教人，以德树威的教师，才能成为学生心中真正信服的具有“内在权威”的教师。

（二）外在传统的、法理的制度权威的升华

社会是权威的基础，需要为教师权威提供制度的保障。如果内在权威尚未建立，而外在权威已经削弱就谈不上权威角色的转变了。教师是需要具有权力的，因为“教师的权利在教育过程中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必要的，教师的权力不一定是压迫性的。在平等的交往中，教师的权力是形成教育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教育价值的重要因素。”制度权威的保障并不代表要强化权力，而是在师生关系之间寻求一个权力和平等的契合点。

学校应建立适当的制度，以保障教师权威的地位；社会应健全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使教师敢于成为权威，敢于承担责任。这样既有利于教师正确地行使权威，也有益于教师的角色从传统权威更好地过渡到平等中的首席。在保障教师权威存在的同时，社会和学校还要促进教师角色的升华。

“评价是产生权威的重要源泉，尤其是具有官方性质的教师评价，对于学生有着无可替代的权威影响。”因此，学校应当改变单一凭借学术水平而进行的教师评价体制，而应使评价涉及多个方面，扩大评价的空间。同时，可以让学生也参与到教师的评价机制中。多元化的评价机制有利于师生的共同进步，也有利于提升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威信。

英国著名分析教育哲学家彼得斯说：“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由高度道德化和理智化的人类所组成的社会里，权威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没有任何人处于权威的地位，没有任何人被当成权威。”然而，我们现在并非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我们仍然需要权威的存在。在保障外在权威的前提下，应充分发挥各种有利因素，使教师不断地提高和追求内在权威，使学生对教师的情感是尊敬而非畏惧。教师权威的角色从权力转向威信，从服从转向信从，这种外在向内在的升华非朝夕之功可成，但这样的转变是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必由之路。

[1]吴康宁著.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7.

[2]小威廉姆·E·多尔.后现代课程观[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36，238，237.

[3]季旭峰，胡锋古.师道尊严何在[J].上海教育科研，2003(1)：10-12.

[4]邢永富.服务型政府背景下的教育服务性[J].中国教育学刊，2009：14-17.

[5]杨晓.后现代教育学中的师生关系重构[J].教育科学，2004(5)：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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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人杰.国外教育学基本文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9.

[8]张光明.新课改背景下教师权威的重塑[J].宁波大学学报，2011，4(33)：85-88.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教师这一职业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与之相应的，教师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指出：“教育领域中最细致，而又最缺乏研究的一个问题是人对人的权威问题，是年长者对年轻者的权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年长者权威角色的扮演是否合理，即教师的权威角色是否合理。建立合理的教师权威观，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使教师善教，学生乐学，促进师生的共同发展。《辞海》中对“权威”有三种解释：第一，权力和威势；第二，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威望和支配作用的力量；第三，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因受到社会和学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教育领域中，教师的权威也具有特殊性。在师生关系中，教师权威一方面表现为教师的权力和威势，另一方面表现为教师的威望和威信。传统师道下的教师“权威者”角色侧重于对前者的诠释，民主权威下教师平等中的“首席”角色则是侧重于对后者的体现。教师的角色不是原因性的，而是转变性的、动态性的。教师的角色需要从传统权威型走向民主权威型，于教师而言，这不是单纯的角色转变，而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是教师角色的一种升华。一、教师角色的升华何以需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师”逐渐与“道”“德”“智”分离。这种分离是教师职业回归本原的体现，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也是民主意识觉醒的必然要求。在现代教学中，从“主体教育”逐步转向“主体间”甚至“双主体”的教育；在师生关系中，充分肯定学生的地位，不断呼吁师生关系的平等。随着以网络为代表的大众媒体的发展，教师作为“知识边界的看守人”的形象逐渐被减弱。教师权威因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遭到挑战，教师的权威角色亟待转型。（一）教师自我角色的认知发生改变在建设“以人为本”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教育事业的公共服务性日益凸显。然而，教育中的服务与经济学上所讲的使用价值的“劳务”不同，它是基于某种道义而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然而，有些教师没能领悟教育的服务性内涵，为了响应学校的号召——“让家长满意，让学生满意”，对于学生的服务事无巨细，过度迎合家长的各类要求；对于学生的错误，也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明哲保身，不予批评指正。如果教师不能对自己的角色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教师的权威则会在这种肤浅的服务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中消失殆尽。（二）学生获得知识的渠道不断增多长久以来，教师作为知识的占有者，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来源，也凭此在学生面前享有权威。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享受高科技所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受到了它带给人们生活的冲击，这一点在教育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学生获得知识的途径增多了，信息也变得多样化，教师不再是万能的。在信息社会中，由于知识性质的变化，教师权威不再由教师与知识的关系来决定，而是由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来决定。教师不再因为充当了“知识的化身”而享有权威，教师的角色就从教育中的“知识强势者”转变为交往规则尊重上的“学习参与者”。（三）师生关系的与时俱进“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呼吁教师权威角色的转变。教师的权威将不再建立于学生的被动与无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教师借助学生的积极参与以促进其充分发展的能力之上。我们常用“良师益友”来比喻师生关系。“师”是就公共制度角度而言，教师与学生是公共关系；而“友”则是就个人关系而言，体现私人关系。“良师益友”之所以千古称颂，就是因为它淋漓尽致地阐述了师生关系的双重性。正所谓，“亲其师而信其道”，只有对教师信服，学生才会更乐于接受教师所传授的道理。信服与服从不同，服从是通过外力的控制，达到使之顺从的目的，而信服则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从使学生服从到使学生信服，正是教师权威角色从专制型向民主型的过渡。二、教师角色的升华何以可能“升华”原指在物理学中，物质由固态直接变成气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属于物理变化，物质的性质并未改变。于教师而言，教师作为“心灵的工程师”，教书育人的本质没有改变，在民主师生关系下，教师仍具有权威性，只是权威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改变。诚如雅斯贝尔斯所言，“真正的权威来自内在的精神力量，一旦这种内在精神力量消失，外在权威也随之远去。”教师角色的转变正是追求这种内在的升华，而我国自古就有“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这为教师角色的升华提供了沃土。（一）教师权威角色自古有之我国“师道尊严”的教师权威形象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孟子曾经依据《尚书·泰誓》中“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说法，十分强调教师的权威。到后来荀况将教师的地位与天地并列，他说，“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他还主张“师云亦云”，并且认为“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学记》也明确提出“师道尊严”的权威教师形象。教师被奉为“礼”的化身，理应受到尊崇。由于传统教育教师资源的缺乏，人们常“以吏为师”，教师不仅既有教化的力量还具有行政的权力。教师的权威更多发挥的是“权力和威力”的作用，政教的结合也使教师的权威形象发生了异化。然而，“师严”与“道尊”是相辅相成的。教师之所以被尊崇，因为他治学严谨，知识渊博。故此，从时代的角度而言，教师的绝对权威在教育中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二）教师权威存在的必要性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说：“教育活动就是一种权威性的活动。”倡导师生关系的平等并不意味着教师权威角色的消解，教师权威仍然需要。事实上，我们当前教育需要探讨的不是是否需要教师“指导”的问题，而是教师应该“如何指导”的问题。盲目的推崇教师权威和抛弃教师权威都是不可取的两个极端。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教师权威对中小学生有着很强的心理暗示作用，如果这种作用能够加以正确引导的话，就会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唤醒学生对学习的真实追求，大大提高教学效率。多尔在《后现代课程观》中谈及教师的权威时提到，教师应当作为“平等中的首席”（first among the equals），即承认教师与学生是平等的，但是平等中的首席。教师作用并没有被抛弃，而是得以重新建构，从外在于情境转化为与情境共存，权威也转入情境中。教师不再是“机器式”的角色，而是鲜活的个体。在动态的教学活动中，“教师是内在于情境的领导者，而不是外在的专制者（无论多么仁慈）。”教师的权威不再是“强加”和“控制”，而是转变为平等中的“首席”。教师既是参与教学中的一员，又具有领导者的地位，教师的角色从绝对权威向参与性权威转变。（三）教师权威角色的本质不变教师作为平等中的“首席”角色并没有失去权威，“对于一个教师尤其是新教师而言，或许没有什么问题比权威和控制的问题更为重要的了。一个团体、班级或者社会失去控制是可怕的。”教师在教学中的特殊地位并不会因为其角色的转变而减弱或取消。教师不要求学生接受教师的权威，相反，教师要使学生延缓对这一权威的不信任，让学生与教师共同参与探究，探究那些学生所正在体验的一切。教师要积极帮助学生理解所给建议的意义，要乐于面对学生提出的质疑，并与学生一起共同反思，共同成长。在这样的师生关系中，恰恰是在信任的基础上达到更高层次的师生平等。这样的让人信服的教师权威形象成为了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必要因素。可见，教师权威角色的改变并未发生质的变化，只是侧重点不同。因此，教师有责任成为知识的首席、课堂的首席和道德的首席。同时，教师更要警惕成为“缺席的首席”“糊涂的首席”。三、教师角色的升华何以可为构建合理良好的教师权威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教师权威的角色如何实现一种升华的转变，也是一个实践性极强的问题。我们探讨教师权威发展的问题时，常引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关于“权威”来源的三种类型（传统权威、感召权威、法理权威）以及进一步发展其理论的美国学者克里夫顿和罗伯特的权威四方面（法定权威、传统权威、感召权威、专业权威）作为理论依据。在教育领域中，如果以教师权威为主体，法理（法定）的、传统的权威指向教育制度，属于外在权威；而感召的、专业的权威则指向教师自身，属于内在权威。涂尔干也指出，“教师权威源自社会，同时也离不开教师个人的人格力量。”可见，教师权威角色的转变，不仅是教师个人素养的问题，单凭教师单方面的努力也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社会、学校、政治等多重因素的配合与保障。（一）教师内在感召、专业权威的升华“附和和服从没有任何价值。维护自身威信，这只是职业本能，但这种职业本能促使教师不断自我修炼，不断提高师德修养水平和业务能力，它的确是一种教师提高自身素质的动力源泉。”1.教师应以宽容之心成为知识的首席杜威认为，教师是一个社会团体的明智的领导者，教师作为一个领导者，依靠的不是其职位，而是广博、深刻的知识和成熟的经验。所谓“术业有专攻”，教师应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做到“渊”且“博”。这就要求教师要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塑造知识的权威，赢得学生的尊敬。过硬的专业知识是树立教师权威的基础。这不仅体现在知识的储备上，还需要具有时代性和应用性，即提高教育的能力。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教师的聪明才智在于，使学生把教师的意图当作自己的意图提出来并加以实行，一个真正的教育能手永远不会使学生感到自己是发号施令的人”。这样的才智需要教师具有高超的教学艺术，而不是简单地将自己的知识“灌输”给学生听。2.教师应以仁爱之心成为德行的首席教师的任务不仅在于将知识传授给学生，更重要的是将学生培育成人。教人向善的前提是自己首先为善，因此，教师需要在道德上做到言传身教，具有高度的道德责任感。威慑学生的不是教师的权利、身份、职位，而是内在的道德素养和人格精神。教师应当尊重和赏识学生，相信学生的能力，在教学中不断地鼓励学生，而这些都源自于对学生的宽容和爱护。能够以品德教人，以德树威的教师，才能成为学生心中真正信服的具有“内在权威”的教师。（二）外在传统的、法理的制度权威的升华社会是权威的基础，需要为教师权威提供制度的保障。如果内在权威尚未建立，而外在权威已经削弱就谈不上权威角色的转变了。教师是需要具有权力的，因为“教师的权利在教育过程中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必要的，教师的权力不一定是压迫性的。在平等的交往中，教师的权力是形成教育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教育价值的重要因素。”制度权威的保障并不代表要强化权力，而是在师生关系之间寻求一个权力和平等的契合点。学校应建立适当的制度，以保障教师权威的地位；社会应健全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使教师敢于成为权威，敢于承担责任。这样既有利于教师正确地行使权威，也有益于教师的角色从传统权威更好地过渡到平等中的首席。在保障教师权威存在的同时，社会和学校还要促进教师角色的升华。“评价是产生权威的重要源泉，尤其是具有官方性质的教师评价，对于学生有着无可替代的权威影响。”因此，学校应当改变单一凭借学术水平而进行的教师评价体制，而应使评价涉及多个方面，扩大评价的空间。同时，可以让学生也参与到教师的评价机制中。多元化的评价机制有利于师生的共同进步，也有利于提升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威信。英国著名分析教育哲学家彼得斯说：“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由高度道德化和理智化的人类所组成的社会里，权威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没有任何人处于权威的地位，没有任何人被当成权威。”然而，我们现在并非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我们仍然需要权威的存在。在保障外在权威的前提下，应充分发挥各种有利因素，使教师不断地提高和追求内在权威，使学生对教师的情感是尊敬而非畏惧。教师权威的角色从权力转向威信，从服从转向信从，这种外在向内在的升华非朝夕之功可成，但这样的转变是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必由之路。参考文献：[1]吴康宁著.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7.[2]小威廉姆·E·多尔.后现代课程观[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36，238，237.[3]季旭峰，胡锋古.师道尊严何在[J].上海教育科研，2003(1)：10-12.[4]邢永富.服务型政府背景下的教育服务性[J].中国教育学刊，2009：14-17.[5]杨晓.后现代教育学中的师生关系重构[J].教育科学，2004(5)：47-50.[6]陈杜鹃，文福荣.后现代主义教师权威观对现代教师权威的启示[J].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学报，2009，4(5)：66-68.[7]张人杰.国外教育学基本文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9.[8]张光明.新课改背景下教师权威的重塑[J].宁波大学学报，2011，4(33)：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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